过去留学生有多耀眼，如今就有多困惑，其根本原因在于，留学生正站在多重因素叠加的时代拐点上。工业时代中教育“投入—产出”的路径依赖走到了头，随着信息文明和体验经济的洗礼，教育将由成绩、学历的结果导向转变为学习体验的过程导向。

不可否认，当下围绕着教育，相关的每个人都处于焦虑中。现阶段，教育正面临百年一遇之大变局，其边界将发生改变，从教育的发展趋势中就可见端倪：

第一，教育成为就业“减压器”。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中国高等教育规模不断扩张。2002年，中国高校招生人数为321万人，到2019年扩招至820万人，录取率也从2002年的60.91%上升到2019年的81.13%，中国高等教育呈现普及之势。但在此期间，这些“文化程度较高”的年轻人的含金量迅速下降，从“天之骄子”变成“有知识的普通劳动者”，本科文凭明显贬值。对毕业生而言，每年“史上最难就业季”更是避无可避，许多毕业生选择将考研作为入职前的缓冲期，教育被异化为就业的减压器、缓冲阀，就业压力被转化为升学压力。2020年我国研究生报考人数达到341万人，比2019年增加51万人，较2017年翻了一番，再创历史新高。读研要花费3年的时间，这无疑是目前“慢就业”心态下的一座避风港。然而，不管是本科毕业生还是硕博毕业生，最终都要面临就业问题。由此，虽然教育演化成为就业的缓兵之计，但却抵消不了就业形势的严峻。

第二，教育职业化。当高校毕业生人数持续增加，“高学历低就业”的过度教育现象渐显。2013年，日本就因学历普遍过高，超三成上班族认为被“大材小用”；2019年，韩国有大约30%的人口高学历低就业。西方的精英教育在中国更是演变为大众教育，于是，一边是高校毕业生规模快速庞大，但对等学历的岗位需求相对较少，因“高不成”而导致就业难；一边是人们被学历思维裹挟，随着学历晋升，对工作的预期也在不断上行，因“低不就”而导致用工荒。

就业与用工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反映在教育上是人才培养与人才市场需求的错位。为应对这一难题，我国加快职业教育改革发展。2002年，我国拉开对职业教育大规模投入的序幕。截至2019年年底，中国拥有中等职业学校1.01万所，全国高职高专院校共计1423所，初步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然而，作为产业主体的企业缺乏参与，作为学习者的个体又因对职业教育的误解而不愿被分流，各类高职院校沉迷“升本”而想“去职业化”，多而不精成为中国职业教育的痛点。纵观发达国家，德国的职业教育模式值得借鉴。德国采取职业学校教育与企业培训相结合的双元制职业教育模式，职业教育学也作为大学的一门独立学科，培养了大批高水平职业教育师资。然而，中国职业教育还未塑造出经典的德国职业教育模式，教育的边界就在实践中被突破——由以学校为主的职业教育逐渐走向由企业办学的非典型之路。如阿里湖畔大学、阿里学院、海尔大学、华为大学、美团大学等企业大学，其中，商学院的崛起也成为企业家们重要的“加油站”，但不管是企业家还是在职员工能力的持续提升，这些新形态无一不在分担着职业教育的功能。未来，在工作实践中学习，在学习中工作，“职教相融”的职业化教育将是大势所趋。

第三，教育终身化。虽然职业化教育是解决就业难的一种有效方案，但不管是普通高等教育还是职业教育，从本质上来说都还没有摆脱功利化的束缚。未来，终身教育的流行化将打破僵局，回归教育的本来意义。一方面，过去中国传统的教育模式把学生当成机器，学生成年后继续学习的兴趣并不浓厚，然而，当下时代快速迭代，“一个人拥有一定的知识和技能后便可以终身应付自如”的观念也在迅速过时，不管是源于自身需求还是外部需求的压力，教育正处于实现其真正意义的觉醒过程之中，这种意义不在于获得大量知识，而在于个人的持续发展和自我实现。另一方面，在一定意义上，真正的教育是通向学习自由的教育，让人有动力、有权利、有能力去自由地探索未知，正如美国作家柯林斯与哈尔弗森在《技术时代重新思考教育：数字革命与美国的学校教育》一书中写道：“在终身学习时期，乐于提高自己学习水平的人会开始从国家手中收回教育责任。”尤其是在工业时代向信息时代转变的当下，接受教育的场所不再局限于学校和家庭，教育的对象也不仅是儿童和青少年，而是覆盖全年龄段，教育正经历从学校教育时代走向终身学习时代的第二次革命。与此同时，大数据、云计算等新兴技术的发展，也给终身学习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契机。以慕课为例，截至2019年8月底，中国慕课上线数量增加到1.5万门，学习人数上涨至2.7亿人次。慕课等平台由于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可以随时随地学习，深受年轻人追捧。而老年人也不甘示弱，比如在合肥，有老人为了进入老年大学，凌晨4点在校门口排队等待，这也印证了那句谚语：“活到老，学到老”。

第四，教育体验化。工业时代，归纳演绎知识吻合工业思维下的迭代逻辑，拥有知识便拥有话语权。而在信息时代，在技术变革中，突变成为常态，拥有知识已经不能洞见真理，此时智慧拿下接力棒，社会从知识时代转向智慧时代。对个人而言，智慧不是来自外部输入，而是源于自我的修炼，教育不再是老师的事情，而是由自己做主。教育也不再集中发生在象牙塔中，正如教育思想家陶行知先生所说“生活即教育”，智慧时代的教育将融于生活的方方面面，践行“从生活中来，到生活中去”，变成多元化体验。人们在体验中学习，在学习中体验，教育自己、发展自己。当教育泛化到生活中，教育回归体验，人们为了学习而学习、为了体验而体验时，教育的本质才会得以体现，并且这也意味着教育进入百年一遇之大变局。著名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在其作品《什么是教育》中写道：“教育的本质意味着一棵树摇动一棵树，一朵云推动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一个灵魂。”此时，学生从标准化、微差异的物质产出走向个性化的精神回归，寻找“自我与幸福”。教育的功利性被化解，投入与产出的评判标准被打破，教育不再需要物质化产出，因为已获得应有的幸福和感觉。教育体验化让教育回归其本身，教育模式将随之发生改变，教育理念也将面临调整。

第五，产业互联网将从教育行业突破。在教育领域，有一个著名的“乔布斯之问”：世界上所有的政府加起来对教育信息化的投入，是其他行业无法匹敌的，但是为什么没有生产和流通那样的效率？投入和产出为什么如此不成比例？而今，新冠疫情让依托于产业互联网的线上教育成为线下教育的有效补充，针对线下教育的不足，有的放矢，提高学生接受教育的便捷程度与质量，敲响了未来教育转型的冲锋号，也为“空中课堂”未来的常态化提供了可能。在此进程中，“产业互联网+教育”最主要的不是技术问题，而是根据颠覆传统的教育结构与模式，对学校形态进行新的设计：国家将用AI、5G、大数据等技术赋能，把教育资源整合起来，并建立基于互联网的教育考试评价制度，把静态的课程变成动态的。全国乃至全世界的学生，都可以通过国家教育资源平台学习。无论在城市还是乡村，都无须按部就班地学习各门课程，而是可以在大规模的产业互联网协助下，基于个人兴趣进行自主性学习。彼时，基于产业互联网的混合学习必然会成为未来教育的基本模式，这之中，上海作为中国产业互联网的排头兵，也是教育需求的集聚地，教育产业互联网将大概率在上海率先突破。

随着各项红利消退，教育“投入—产出”的线性逻辑不一定成立。“读书改变命运”的人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踩准了时代的节奏，抓住了红利的风口。比如1977年恢复高考后首两届招收的大学生无疑是时代的幸运儿，他们迅速填补了政界、学界、商界的人才缺口，并成为中坚力量。而如今，随着改革开放以来各项红利所撕开的时代性风口逐步收敛，教育收益的“天花板”愈发显山露水。从天价学区房到海外留学的高昂学费与生活费，最终换来的往往是拿着平均工资、朝九晚五的普通白领工作；再加上父母的教育投入往往水涨船高，个人所获得的收益也不可避免地被加速稀释。况且，当父母仍在老路上蒙眼狂奔时，时代的车轮已然滚滚向前。

一方面，信息化浪潮让传统知识的价值不断在“信息通胀”中贬值。20世纪以前，知识或者人类积累的信息大约每100年增加1倍，而今，每一两年就会翻番。即将降临的万物互联时代，人类的知识量将可能以12个小时为单位翻倍。而围绕知识传授的经典教育模式，永远比时代的需求慢半拍。比如全球汽车产业深度调整，智能化、网联化、无人驾驶技术等行业新潮流，使得大量汽车工程系学生面临“毕业即失业”的窘境，4年苦读所积累的专业知识几乎变得一文不值。

另一方面，人力逐渐被AI替代，体验经济崛起，以职业“鄙视链”衡量教育收益的法则失效。新技术对生产力的革新摧枯拉朽，不仅是工厂生产无人化、智能化，过去“金字塔尖”的金融、法律精英也极有可能在不远的未来被AI取代。反之，体验经济所引领的注重人性化、情感表达的职业将大放异彩。正如“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体验经济时代使得个人的价值评价将摆脱职业、财富、地位的束缚，转而迈向多元化。简而言之，当时代在切换，工业时代流水线教育模式生产的标准化知识型人才难以匹配新时代的需求，教育“投入—产出”的线性逻辑也失去了锚点。

既然如此，就需要转换思维、调整赛道，顺应时代发展。教育不仅在于成绩、学历等可量化的标准，更在于学习体验的过程，而教育的本质也将在其中凸显。具体而言，教育不再局限于课堂，而是扩展至家庭中、社会里。比如此次新冠疫情便是最鲜活的“教材”。无论是从保护野生动物引申出孩子对生命的敬畏；抑或是通过鉴别网络与生活中的科学与谣言，培养孩子反思与辨别能力；甚至是在超长假期里梳理亲子关系，从陪伴中获得幸福感与满足感等，皆是源自生活的教育。在不断体验中，人们进而收获超越理性的感性认知，实现创造性的突破。

进一步说，在时代的牵引下，教育体系也面临巨大挑战。一方面，教育理念将向人性回归。《教育与技术的赛跑》一书指出，当技术的发展超越教育时，教育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重新定义“有价值的能力”，即凸显人性的多元和个性。比如，没有标准化考试的芬兰中小学教育更注重激发学生的兴趣与主动性，该教育模式就已经走在了世界前列。另一方面，教育模式将在技术的加持下趋于无界化、弹性化。比如，在学习方式上，学生将从分科教学转向以问题为导向的跨学科学习。而这不仅可以在教室里完成，更可以在社区、科技馆、企业里，利用混合现实技术将虚拟场景融入真实世界，在丰富的亲身体验中完成。还比如在教育管理上，束缚在条条框框里科层化的机构组织将走向弹性组织，构建全社会参与的教育生态。

总而言之，当教育回归本质，即不以“传授任何知识和技能”为目的，人生的意义也将挣脱世俗标准的枷锁，向体验感受的过程收敛，回归人性的本真。

2020年还有一个群体比较尴尬。“新冠疫情，中国打上半场，外国打下半场，中国留学生打全场”。疫情之下，被“吊打”的中国留学生是最困惑的：

第一，留守学校的中国留学生纠结回不回国。如果不回国，国外疫情可能一发不可收拾，他们将陷入险境。如果回国，暂不论归国机票一票难求，仅高达几万甚至十几万元的票价，就让人望而却步；就算好不容易踏上归途，还得冒着中途被感染的风险。

第二，已回国的留学生面临返不返校的抉择。如果返校，就得冒着生命危险中转第三方国家“曲线返校”。如果不返校，不仅要因为时差起个大早或是挑灯夜战，还受制于不同国家的留学生签证新规，如“只上网课的留学生不允许在美居留”，让中国留学生们一度只能在“保命”与“保签证”之间二选一，恐有毕不了业的风险。

第三，在国内的准留学生们也陷入去不去读书的矛盾。如果去，家长们恐怕要担忧到集体失眠；如果不去，国内本学年中高考考试已相继结束，耽搁了在国内升学入学的打算。2020年两会期间，有人大代表提出“针对那些需要回国完成学业、有特殊困难的留学生‘建议入学高职高专’”的建议，更是引发了留学生们的焦虑。

第四，对于那些原本计划留学的学生而言，留不留学也是个问题。如果留学，除了考虑疫情和签证政策的不确定性，诸如美国近几年加紧对留学专业和敏感专业工签限制，专业选择受限，更重要的是留学的含金量在不断下降。过去，留学生可谓是耀眼的存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只有少数人能享有国家公费出国留学的机会，彼时，物以稀为贵，海归是“高水平”与“高薪酬”的代名词。而进入21世纪后，留学从“精英化”走向“大众化”，越来越多的家庭有经济实力供养孩子出国留学，出国留学人数大幅增加，从2001年的8.4万人上涨到2019年的77万人左右。其中，自费留学几乎连年占比九成以上。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各类出国留学人员累计已达585.69万人，形成可观的留学生群体。一时间，留学含金量被稀释，海归贬值成“海藻”“海带”。而留学背后是一笔巨额支出，比如美国本科平均费用大约为30万～50万元/年，研究生甚至达到70万元/年；英国硕士花费高达60万元/年。然而《2019海归就业力调查报告》显示，近三成海归2018年实际工资不足10万元，16%的海归认为需要7～10年或10年以上才能收回留学的经济成本，35%的海归认为4～6年可以收回成本，投资回报不再那么诱人。那么，到底还要不要留学？

留学生之所以遭遇前所未有的困惑，根本原因在于，这一群体目前正站在多重因素叠加的时代拐点上。

第一，从全球化流动到“封国”限制。疫情之前，在全球化背景下，教育的开放程度与日俱增，人们可以相对自由地选择留学目的地，但疫情的暴发打破了人口近乎自由迁徙的状态。因各国“封国”或发布严格入境禁令等防疫措施，人口流动受限。而鉴于西方国家的“群体免疫”策略，疫情长期化或是趋势，人口流动受限也随之常态化。

第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自身社会紊乱，安全感骤降。美国自2020年6月开始的反歧视、反暴力执法的抗议活动，已从简单粗暴的打砸抢烧变为“推倒一切”，“哥伦布”们的雕像一个接一个被破坏甚至倒下，正如福克斯主播塔克·卡尔森在2020年6月5日的节目中直呼，“文化革命已经来到美国”。如今，美国社会矛盾只是开了个头，这股风又吹到了隔壁的加拿大，英国、丹麦等多个欧洲国家也相继爆发反歧视运动。

第三，以前到处是老师，现在老师“没处找”。近代发展进程中，中国先后经历了如洋务运动侧重于学习西方先进技术，辛亥革命侧重于学习西方政治制度，新文化运动时期侧重于学习西方思想文化。到改革开放后，除了先进技术，西方国家科学管理经验等也是中国所要模仿与学习的。如今，一方面，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已经走下神坛，对经济、抗疫、治乱等疲软无力：美国经典市场经济发展到最高阶段，过度依赖以金融业为代表的虚拟经济，导致制造业空心化等一系列问题；以市场价格决定稀缺资源分配的逻辑抗疫，并急于重启经济致疫情反扑；在疫情防控上消极无力，却在镇压民众抗议示威中极为强硬，进而引发警民对立……另一方面，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不带中国玩”，且在某些领域已被中国赶超。2018年以来，美国除贸易上制裁中国，还打压中国企业。如一方面美国联手台积电“断供”华为，英国禁用华为5G。另一方面对“协助限制香港自治”的中国实体和个人实施制裁。原本根据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研究，预计到2035年，中国GDP将超过美国，跻身第一大经济体，如今美国因疫情造成经济衰退，其中第二季度GDP暴跌32.9%，戏剧性地让中国GDP超美在2020年几乎成为现实，中国经济安全岛的作用更加凸显。而中国不仅实现了经济赶超，在一些领域，如以5G技术为代表的科技领域早已进入无人区。总而言之，全球化面临退潮拐点，决定了留学生处在去与留的岔路口。

其实，出国留学的本质在于体验——体验异国风土人情、西方教育方式与理念等，与互联网留学无甚关联。疫情过后，出国留学将陆续恢复。毕竟，中国是坚持走全球化发展的国家，而留学生属于国际化人才，是中国与世界接轨的重要纽带。况且，中国的综合指标与发达国家还有很大差距。对于青年学生而言，在全球范围内追求更好的教育，了解各国文化，奔走四方“采天地之灵气”，才能更好地“撰人间之华章”。而且，全球市场不会因为疫情被打断，留学生们可以从中选择合适的国家，一些中间状态国家或将迎来新的机缘：如新加坡，凭借完善的医疗体系、科学有效的防疫方法，获得WHO的不断“点赞”，且该国不仅治安良好，教育水平也处于全球领先地位；又如瑞士，生存环境更为多元并且十分安全，还拥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强大师资，其人均诺贝尔奖得奖率与人均专利数都居世界首位，教育水平可见一斑；再如瑞典，教育系统素以宽松自由、尊重学生个性著称，基础教育比较注重学生的生活能力和人文素质的培养，其在2018年全球创新指数排行榜中排名第3，在全球幸福指数排行榜中排名第9。

进一步而言，无论留学与否，评判人才的标准正发生切换。

第一，从学历到经历再到能力。一直以来，“唯学历论”大行其道，不管是用人单位招聘，还是教师职称选评等，学历都是关键因素。然而，学历仅仅代表过去的知识学习状况，如今，时代飞速进化，陈旧的知识已经无法跟上时代迭代的脚步，“唯学历论”越来越站不住脚。而且，仅有知识储备，没有将知识运用于实践、积累经验形成自我的经历，也不过是“纸上谈兵”。但是，经历虽然能帮助“解决问题”，而能力却可以做到“解决好问题”，尤其是在急剧变化的时代，拥有了创新、创造、集成、沟通、协调等能力，才能真正将过往学历、经历等转化体现。

第二，从智商到情商再到逆商。智商代表着智力的高低，智商高往往意味着头脑聪明。然而一旦进入社会，面对的不再是熟知和擅长的规律性的知识及固定的公式，而是要面对以人为核心的复杂局面，此时需要的是与自我、他人和社会交流互动的能力，是心智上的较量，也是知识、见识与智慧的考验。且当下正处百年一遇之大变局，波动和不确定性越发普遍，衡量一个人是否成功的标志，不再只是看他登顶的高度，而是看他跌到低谷的反弹力。此时，抗压抗挫折能力，即逆商，起着重要作用。如褚时健，每次都能从困境中重生，他在玉溪卷烟厂鼎盛时期锒铛入狱，却能在75岁出狱后东山再起。越挫越勇就是对逆商最好的注解和褒扬。而如何看待社会与时代变化，处理好社会、家庭、工作及生活等方方面面的问题，考验的更是人的综合素质。由此，纠结于留学还是不留学，恐已失去意义，关键还是要回归到能力的培养与逆商的锻造。

综上，当前形势下还要不要送孩子出国留学，取决于以下几个前提因素：

第一，个体差异。如果孩子身心发育成熟，具有较强的学习、适应和自理能力，社交方面理智，具备自制力，出国学习走偏的概率就不太大；相反，如果孩子是“妈宝男”“爹宝女”“玻璃心”，或者随波逐流型、放任自流型，硬去留学，碰到类似租房子遇到黑心房东，小组作业遇到刻薄搭档，上课听不懂，坐车坐错方向等细微事情，就可能被其吞噬。

第二，是否去投机化。逃避国内高考，或者因为学习成绩不好而借出国扭转现状，又或者把孩子出国的目标简单定义为掌握新语言，这些投机的做法意义并不大。留学生的世界里没有“容易”二字，而是充满了做不完的讨论和论证，写不完的发现和论文，熬不完的考试周。生活也不会因为出国而改变，只会因为努力而改变，抱着投机意识出国，将很难改变现状。

第三，是否具有正确的得失观。寄希望于留学后在国外出类拔萃，取得永久居住权，“镀金”回来必然对应“高薪优岗”等，都属于苛求完美。客观形势是，中国市场经济体制近30年的时间跨度已足以让留学的光环褪色暗淡，留学的目标应更多向扩大格局视野、丰富看待生活的方式、提升多层次的幸福观等切换。思想堤坝坚固，“不背包袱”地走出国门，才不至于使落差感成为“压垮骆驼的稻草”。

进一步，出国留学潮的新变化、新发展必将出现，体现在：

第一，出国留学将不再是盲目跟风。既然有个体差异的考量，是不是要出国，以及去哪个国家、哪座城市、哪个学校，就应摒弃从众、攀比的心理，更多地去结合家庭经济状况、孩子性格、专业特长、城市和学校状况等来做出选择。留在国内的学生，也将能趁“中国速度”“中国高度”而别有一番天地。

第二，出国留学将回归“海外研修”的本质。去国外寻找轻松的学习方式，混个“洋文凭”，将不再可行。留学生的整体学风学貌将向习技能、修态度靠拢，质量问题便迎刃而解。

第三，出国学习的新业态将不断涌现。接受国外教育并非一定会兑现傲人的成绩。没有了“一定要成就什么”这个硬核压力，学生或许将可以通过游学的方式，接触多元化的文化、价值观念，增长见识，感悟人生；摒弃正规教育中严格的学制，将学习和旅行、参观相结合，或许更能在学习之中潜移默化地接受异域文化熏陶，充沛心灵和精神，在体验中巩固技能和本领。

综上，不难得出结论，那些率先预见和把握出国留学新趋势的家长、学生将避免走弯路、走错路，并间接缔结、推动国家和全球化的良好运行。